汉武帝时期，士族集团还未形成，士族的力量还比较小。同时，那个时期的外戚势力也并不强大，汉武帝独掌乾坤。因而，士族与外戚的矛盾并不突出。不过，司马迁对外戚明显存在个人偏见，在他的《史记》中，充满了对卫青等外戚势力的鄙视，和对李家祖孙的同情。
司马迁对李陵的辩护，不属于典型的士族与外戚斗争的表现，司马迁的出发点其实很单纯，一是安慰汉武帝，二是希望保住李陵。
但对李陵寄予厚望的汉武帝，显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光是看到了司马迁的个人私心，没理解司马迁的话，有正面的意义。冲动之下的决定，给司马迁个人带来极大痛苦。
西汉时期的士族与外戚势力
士族春秋以来就有，儒家士族阶层是汉武帝以来才逐渐形成的一个群体。到了西汉末年，这个群体逐步集团化，到东汉时期，形成了庞大的豪门氏族集团，即所谓的门阀集团。
司马迁是《公羊春秋》派儒家学者，是西汉中期的士族代表。不过，汉武帝时期，儒家士族刚刚走向历史前台，势力并不强大，政治矛盾的主体，还集中在儒学与百家之学的斗争。
外戚势力自西汉开国就存在，不过外戚势力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公认，更没有体制上的保障。外戚势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偏好，以及外戚个人的实力。
汉武帝创立的内朝官制，为外戚集团的形成，以及外戚执政奠定了基础。汉宣帝因为自身的特殊原因，大力扶植外戚势力，并依靠外戚势力打倒了霍氏集团。
到了汉元帝、汉成帝，外戚成长为帝国核心力量。到这个时期，士族阶层完成了治国思想的一统天下，急于走向政权最高层的他们，在集团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外戚势力发生了激烈冲突。
司马迁作为士族代表人物，与卫青、李广利等外戚势力有矛盾，但总的来说不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是个独裁者，无论外戚还是士族，在他的手下，都没有形成派系的土壤。
所以，个人认为，司马迁替李陵辩解，跟士族与外戚的矛盾关系不大。
司马迁为何替李陵辩解
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俩是好友，他的理由有三条：
其一，李陵以五千步兵，力敌匈奴八万骑兵，杀敌过万，若不是叛徒出卖和孤立无援，这场战役就是彪炳史册的奇迹。即便最终只有四百人突围，从过程来看，这场战斗也算不上失败，匈奴人的损失要比大汉惨痛得多！
其二，李陵虽然兵败投降，但他一定不是真心投降，将来一旦有机会，他还会回来继续为大汉服务。
其三，李陵是无双国士，未来对国家的作用巨大，应该对他无奈的选择予以包容。
司马迁在为李陵辩解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安慰汉武帝，您没必要为这次战斗上火，其实战场战斗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匈奴。
司马迁这么说是否有道理呢？至少第一条理由是成立的，李陵所率部队为步兵，不光人数少，步兵对骑兵，在力量如此悬殊之下，连匈奴单于都想打退堂鼓了，还不算胜利吗？
况且李陵的部队是策应，不是主力，也就是说，即便他全军覆没，也没有战略失败的责任。
把李陵比成无双国士，应该也没太大问题，李陵的才华汉武帝是承认的，认为他有祖父李广的风范。至少，在汉武帝心目中，李陵是未来可期的青年才俊。
至于李陵是真心投降，还是假意投降，这个不大好说。从李陵后来的自我表白看，他是假投降，但没有结果证实。
但司马迁忽略了汉武帝的一个最重要感受，正是这一点，差点要了司马迁的命！
汉武帝听出了杂音
其实，汉武帝根本没在意，李陵胜利还是失败，他更在意主力军团李广利的战果，恰恰李广利这次军事行动失利了！
汉武帝的恼火就在这里！自打霍去病和卫青去世后，汉军缺少能够统兵的大将之才。基于对卫青和霍去病培养的自信，他把目光投向了李广利。
假如李广利能成为第二个卫青，对汉武帝来说意义重大，不光汉军有了主心骨，也可以乘机打压一下卫氏旧部，甚至借机敲打敲打太子刘据。
汉武帝此时对李夫人正是热乎劲头上，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又能成为第二个卫青，对汉武帝来说，就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可以李广利不遂人愿，这个时候司马迁不合时宜地说李陵没有失败，反而有功，你让李广利何以自容？让汉武帝面子搁哪里？
假如李陵战死，汉武帝无话可说，事实上，一开始汉武帝确实以为李陵战死了，都已经对李家给予了抚恤。偏偏李陵投降了，这无疑又抽了汉武帝一记耳光。
李广利失败让汉武帝很没面子，李陵投降让他怒火中烧，司马迁在不能把握汉武帝心理的情况下，又不合时宜地替李陵辩解。本来司马迁与李陵的私人关系无人不知，这个时候他的辩解，让汉武帝对他恶从胆边生，一声令下司马迁被投入死牢！
司马迁的骨鲠之气是怎样炼成的
一般来说，历史记述需要客观公正，不允许掺杂个人感情，但《史记》却反其道而行之，司马迁包含个人情感色彩的史笔，将《史记》打造成了中国最伟大的史学著作！
我们透过史书中人物的描写，看到了一个充满骨鲠之气的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也将他的个人气质，输入到了每一位主人公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面孔跃然纸上。
那里有爱有恨，有快乐有悲伤，有悲欢有离合，满满的都是司马迁倾注的血泪！
司马迁的血泪就源自于汉武帝所赐，因为李陵事件他被判死刑，自己又没钱赎罪，为了完成《史记》，他选择了士族阶层最为不耻的生活方式——接受宫刑！
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司马迁的眼中，气节大于生命，完成《史记》又大于气节。为了气节抛弃生命，导致不能完成《史记》就是轻如鸿毛！所以他选择了忍辱偷生。
汉武帝的冷酷无情，给了司马迁一个痛苦的人生经历，又使他炼狱重生！《史记》由此诞生！司马迁个人的不幸，却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大幸！
难怪司马迁对外戚势力充满鄙视，国士无双的李陵享受不到皇帝的恩泽，像他这样的士族们甚至没有公平待遇，偏偏李广利这样的草包，因为裙带关系，封侯拜将，他们难道不该受到鄙视吗？
天汉二年夏，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但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