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和苏秦，都是靠着三寸之舌行走天下的人，他们鼓动列国参与合纵或者连横，为自己忠诚的国家谋利益。在平沙看来，这两人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而是将纵横权谋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纵横家。
张仪，魏国人。为了自己的前途入秦游说，获得秦惠文君的重用。张仪首创连横的外交策略，出使游说各诸侯国，以横破纵，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张仪也因此被秦王封为武信君。
张仪为秦国可是尽心尽力，利用武力与外交相杂的放针，迫使魏国接受连横政策，撕开了合纵的口子。张仪还拥戴秦惠文君称王，从此秦国开始王的时代。
秦惠文王死后，即位的秦武王不喜欢张仪，张仪很识相地请求到魏国，秦武王同意了，张仪于是出任魏相，一年后去世。
苏秦，洛邑人。先入秦游说，但不被采纳；随后到赵国，也碰壁；接着又到燕国，等待了一年多才见到燕文侯。
苏秦游说燕文侯，应合纵赵国，结为一体。燕文侯认为苏秦之议很有道理，于是资助苏秦车马金帛，前去游说赵国。
苏秦第二次来到赵国，成功游说赵肃侯，提出六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的主张。赵肃侯采纳了苏秦的 ” 合纵 ” 主张，并资助他去游说各诸侯国加盟，以订立合纵盟约。
于是苏秦快马加鞭，先后游说韩国、魏国、齐国、楚国，成功达成合纵联盟，苏秦被任命为从约长，并且担任了六国的国相，同时佩戴六国相印。
苏秦其实忠于燕国，在齐国期间，他为燕国破坏齐国，以期燕国能有机会打败齐国，不过还没等实施，苏秦便被刺杀，而在临死前，他还能想出报仇的方法，实在机智。
就成就智商而言，张仪和苏秦两人都是非凡人才，但如要以道德方面的君子来论，自然两人都不是君子，世上哪有凭着一张嘴救能骗来数百里土地的君子？
虽然两人道德上有瑕疵，但这不妨碍两人的成就，毕竟他们是政治家，尔虞我诈是政治生活的常态，你好我好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至于说小人，也言过其实，张仪欺楚、苏秦通奸，道德固然缺漏，也没达到小人的地步，他们并不是毫无准则的，张仪事秦、苏秦奉燕，一直保有自己的底线。
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二人称“国士 ” 有过之而无不及。张仪横强破合纵为秦国赢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苏秦入齐为间促成五国破齐为秦国奠定一统大业基础。这两人直接为秦或间接为秦的统一历程很到加速的作用，远不是君子与小人的尺度可以衡量的。
君子与小人，其实就是儒家思想的伦理范畴，战国时期，先秦诸子各家都有属于自家的理论主张，如果以儒家伦理主张来衡量纵横家的行为及作为，显然不妥。战国时期，先秦诸子各家并不是把儒家思想当作共识。真正共识点在哪里? 在存国和强国两大问题之上。
随着变法以后不断强大起来的诸候国不断以武力吞并周边的小封国成为强国治下的一个郡或县，诸国开始认识到存国和强国才是紧迫的事。能存国强国就意味着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而生存下去的资格就是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如何在短时间内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使自己不被吞并而亡国，成为当时各诸候国君主心中的头等大事。
当时兵、法、墨三家成为那个大争之世“有用之学”，儒家思想志向虽然高远，其根本落脚点于教化，可在理兵事作战上不如兵家，运作资本上不如法家，兴土木、疏河渠治水患上不如墨家。在战乱频频之世不得不被各国因生存为第一要务所搁置。
而纵横家呢? 纵横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也固然离不开战国时存国、强国这个时代主旋律。只是纵横家在存国、强国的方式上采用了“邦交和伐交”的方式在演绎而已。纵横家的合纵，就是合多个弱小邦国之力抗衡强国，从而达到抵制强国继续灭国吞并小国; 而横强，则是两个强国联合以抗衡大国联合小国对自己的瓜分。
纵横家通过外交手段盟他国而保自己的国，或盟他国而伐敌国弱敌国而强自己的国。国家生死存亡之事，纵横家以外交手段在斗争，出发点之高，早已超越了儒家思想的“君子与小人”界定。在纵横家谋国过程中虽然有小人之举，如张仪欺楚王，但是，比起当时为了解被五国围困已经有生死存亡之危的秦国，这点“小人”行径根本就是微不足道。因为存国使自己的邦国不被灭才是最核心的价值体现。
所以，以“小人与君子”标准来衡量身负家国存亡使命的纵横家，显然不妥。纵横家本已有国士的节操，用“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来衡量实为迂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