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127 年，主父偃提出了著名的“推恩”之策：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也可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侯国的地位与县相当，隶属于郡而不隶属于原先的诸侯王国。
汉武帝采纳其策，发布“推恩令”。
此诏一下，诸侯王纷纷请分邑子弟，先后共分封诸侯国 180 多个。
如此，诸侯王国的土地迅速变小，不再构成对朝廷的威胁了。
“不行黜埗而藩国自析”，推恩令果然是高招。
既然这么好使，为何建文帝不效仿呢？
推出政策的前提
先不说“推恩令”的内容。
任何政策要推行，前提是：能让对方服从你！
对方不服你，你推出任何政策都是没有意义的。
“众建诸侯以分其力”，是汉文帝时期贾谊就已经提出的。
然而，汉文帝时期，诸侯王实力尚强，汉文帝还不敢推出政策，只能视机而动，抓住机会将齐国一分为六，将来淮南国一分为三，重点打击最大的威胁，不敢同时惹“众怒”。
汉景帝时，继续找机会剥夺诸侯国的领地，结果激发了“七国之乱”，形势危险。
到汉武帝时期，诸侯王的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已经没有能够立刻与朝廷叫板的诸侯国了。
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才能够提出“推恩令”，以制度、政策的方式，彻底解决问题。
同样，建文帝决心削藩之初，他也没有汉武帝那样的条件，立刻推出什么政策来削藩。
建文要削藩，本质上是：朱元璋为消除异姓将领的威胁，将军权转移到了藩王手中。
藩王的权力，是他皇爷爷以《皇明祖训》方式确立下来的。
初登大宝的建文，马上违背皇爷爷的祖训，直接推出政策来削藩，无论是大义名分上，还是实力上，都不具备条件！
推恩令解决不了建文帝的问题
“推恩令”，本质是将诸侯王国的土地、人口分割、削弱。
实行“推恩令”，每“推恩”一次，就削弱了诸侯国的土地、人口，自然能从根本上削弱诸侯王国了。
明代封藩之初，就确立了“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原则。
这种情况下，你采用西汉的方法来“推恩”，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明代藩王的主要威胁，简单直接，就是：军权过重！
各亲王都拥有亲王护卫兵，少者三千余人，多者万九千人，隶籍兵部。
此外，藩王对守镇兵，也拥有特殊的指挥权。
《皇明祖训》明确规定：王国的护卫兵听从王调遣。如果王国在险要之地，那么，在紧急情况下，守镇兵、护卫兵都要听从王调遣。调发王国内的军队时，必须有朝廷的御宝文书和王令旨。
因此，明初藩王的主要威胁，就是军权过重！
明初藩王的权力过重，本质上是朱元璋在铲除异姓将领时，将异姓将领的权力较到了朱家子弟手中。
所以，一定程度上，您甚至可以把藩王们看成是拥兵大将！
剥夺拥兵大将的权力，当然不是什么”推恩“能解决的，当然是要把兵权直接夺回来！
所以，明初要削藩，就是要削掉藩王的军权，西汉的”推恩令“对建文帝没有任何意义。
建文削藩的关键
明初削藩的关键，当然不是着眼于土地、人口的”推恩“，而是直接削弱，乃至剥夺藩王的军事权。
所以，关键点有 3 个。
1、削减护卫。
护卫兵，是完全听从藩王调遣的军事力量，也是藩王用来弹压地方守镇兵的武力基础。
因此，剥夺护卫，是削藩最常见的招数。
2、迁徙藩王。
“险要之处，紧急之时”，藩王不仅可以调遣护卫兵，还可以直接调遣守镇兵。
因此，将藩王们调离“险要之处”，是剥夺藩王直接调遣守镇兵的关键。
然而，只要是处于前线的藩王，自然时时处于“险要之处，紧急之时”！
因此，将“塞王”迁徙到内地，是剥夺其军权的关键。，
3、摧毁燕王。
前面两条，都是制度层面的。
然而，对建文来说，燕王的威胁，已经超出制度层面了。
燕王自二十一岁就藩北平以来，已历二十年。其间，“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已经赢得了北平附近军民之心。
朱元璋去世前，表示：“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并确立代、辽、宁、谷诸塞王府的护卫兵及镇守北边将领，“一切号令悉听燕王节制”，并单独面示燕王：“总率诸王，相机度实，用防边患，以安黎民”，将“攘外安内”的大权赋予了朱棣。
显然，此时的朱棣，地位已经凌驾诸王之上，超出了制度约束，已经构成了对建文帝的直接挑战！
所以，所谓削藩，其实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与燕王的矛盾！
不解决燕王，任何削藩举措都是虚头八脑没有意义的，而只要解决了燕王，其余都不是问题！
众多削藩建议
鉴于此，建文朝廷中，许多大臣都提出了削藩方略。
齐泰、卓敬的建议都是擒贼擒王 + 慢慢来。
齐泰指出：应该派大将戍开平，将燕王的部队都调到塞外，削去其他羽翼，缓缓图之。
卓敬则建议：机会不到不要贸然行动。行动的方向应当是将燕王徙封到南昌。
坦白地说，以燕王的文武雄才，这两个方法未必能够奏效，但确实能实实在在削弱燕王，给燕王带来麻烦。
黄子澄的建议则比较“迂回”：先弱后强。
先消灭燕王的同母弟周王及其他几个犯事的藩王，剪除燕王羽翼，再削夺燕王。
建文思之再三，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
削藩之失
建文采纳黄子澄的建议，迅速行动。
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五王被削：周王被废迁，代王被幽，岷王被废，湘王自焚，齐王被囚。
其中，除了代王外，其余四王，都驻内地，能力、实力都一般，对局势的影响及其有限。
然而，五王被削，不但打草惊蛇，引起了燕王的警惕，还给了燕王起兵的口实！
如此，燕王既确立了造反的决心，也有一定的时间进行准备了！
而在削燕王过程中，建文也不得要领，打不到“七寸”。
建文削朱棣，立足点是人事任命。
建文下诏“诸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剥夺了朱棣对北平文武官吏的节制权。
随即，调兵遣将，对北平完成战略包围。
随后，削减燕王府护卫兵，将护卫调走，使燕王身边只剩下了张玉、朱能等 800 人。
最后，又安插奸细，监视朱棣。
看起来，朱棣已经被剥夺了力量。
但是···仅仅只是看起来而已。
朱棣在北平 20 年，长时间节制文武将吏，对北平周边军民的影响，不是你仅仅通过人事任免就可以消除的。
同时，你和朱棣玩间谍计···算是找错了对手。
最终，朱棣在准备妥当后，巧施妙计，铲除了谢贵等 4 人，乘夜夺取九门后，就迅速控制了北平的军队！
随即，朱棣以奉祖悬诛讨奸逆，“以清君侧之恶”为词，宣布“靖难”；并上书建文，指责朝廷任命奸臣及削夺五王之过，赚取大义名分。
削藩行动，直接演变成了靖难之役！
朱棣示范削藩动作
朱棣夺位后，示范了正确的削藩姿势。
首先，是安抚诸藩王。
朱棣夺位后，迅速施惠于诸藩王。
一来，造反夺权，需要安抚诸藩王，稳固形势。
二来，亲亲尊尊，是古代封建王朝稳固运行的基础，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会像建文一样露骨地削藩。
随即，徙封塞王。
镇大宁的宁王，镇宣府的谷王，镇广宁的辽王，三位与朱棣同为守塞藩王，实力较强。
朱棣先后将三王迁徙到南昌、长沙、荆州，使其离开“险要之处，紧要之时”，实力大减，得到控制。
如此，北方塞外驻军的指挥权，完全操于朱棣一人之手，再无塞王可威胁朝廷了。
随后，朱棣又削废五王。
与建文帝一样，朱棣也削废了有劣迹、过失的藩王，既绝除后患，又警戒诸藩。
岷王、代王、齐王、肃王、周王，悉数被夺护卫，有的仅剩下几十人护卫，有的直接被废为庶人，又的被逮捕。
削废五王的动作，朱棣放在了最后一步，此时，形势已完全在掌握，稳操胜券，而当初建文却以此为第一个动作，招致大难，相比之下，高下立见。
汉武帝时，经文景的连续打击，能够挑战皇权的诸侯王国悉数被击败，但其他诸侯王国依然占有大量的土地、人口，构成隐患。汉武帝通过推行“推恩令”，从根本上削弱诸侯王国的实力，化解其威胁，一切都在点子上，效果自然很好。
就时机而言，当时的燕王地位在诸王之上，是建文的直接竞争对手，不解决燕王，任何削藩动作都没有意义。
建文帝却“先弱后强”，打草惊蛇，动作虽多，却都没有打在关键处，反而给了朱棣充分准备和起兵口实，最终一败涂地。
朱棣夺位后，分步骤实施削藩之策，先通过徙封削弱威胁最大的藩王，然后再通过削废等方式削弱藩王，从而基本上消灭了藩王对皇权的威胁，其成熟程度远胜建文。
所有的策略，能否奏效，关键在能否打在点子上！
不盲目效仿古人，不急躁大意，看准目标，分清步骤，步步为营，才能取胜。
推恩令是西汉时期的主父偃给汉武帝出的一个削藩计谋，用高端、无解的策略，成功的解决了汉朝积患多年的藩王问题，被誉为千古第一阳谋。推恩令虽然在削藩问题上成效明显，但也不是解决所有藩王问题的万全之法，它的实施有着很高的条件要求。
朱允炆之所以没有采用推恩令的办法去削藩，显然是当时削藩的背景并不满足推恩令实施的条件，这主要是因为明朝的藩王体制和汉朝的藩王体制不一样。
汉朝的藩王制度是建立国中之国，藩王们在自己的封国范围内，拥有完整的军政体系和财政大权，除了丞相等少数的高级官员由中央朝廷委派外，其余的各级官吏均可以有国王任命，他们只要定期去中央朝廷朝见和进贡就可以了，在王位传承方面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来进行传承。因此，他们的权力相当大，有些地盘大的封国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势力逐渐变大，足以对中央朝廷的统治产生威胁，这也是汉朝进行削藩的根本原因。
明朝的藩王制度比较特殊，按照朱元璋制定的藩王制度 “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且不可参合四民之业，并能世袭罔替”，明代的藩王们有藩王的爵位，享受藩王的荣华富贵，但是没有行政大权，不干预地方事务，但是他们有权利拥有王府护卫，并在遭遇外敌入侵是可以接管封地军政大权。
通过对两种藩王体制的对比就能发现，在汉朝用推恩令的手段进行削藩，能够有效的将藩国瓦解，原本有一个儿子继承的封国，被重新分封为由所有儿子继承的多个小的诸侯封地，用釜底抽薪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藩王们尾大不掉的隐患。
但是明朝的藩王体制跟汉朝的有很大的不同，明朝的藩王并没有实权，没有封国领土，他们所拥有的除了荣华富贵，就只剩下每个王府为数不多的护卫军队了，而朱允炆之所以要削藩，其实也是要削掉藩王们的护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藩王们并没什么东西可以瓦解的了，也就没法在使用推恩令的方式进行削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