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事件是司马迁一生的转折点，也是司马迁对于当时历史的一次偏颇解读，这是不多见的，算得上其思想上的一个污点，比其因此遭受“腐刑”更为严重。
“李陵事件”的实质：败军之将惜命降敌
李陵不是一般人，他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出身将门，在军队当中的影响力极大。
李陵不仅自身勇武异常，还继承了李家将门优良的传统，对于士卒极好，很受士兵拥戴，这与卫青、霍去病等风光一时的统帅是不一样的风格，也是兵法正道。
话说，天汉二年的时候，汉朝又一次对匈奴作战，主力是贰师将军，原本想要让李陵负责粮草等物资的支援。
李陵推辞了，想要率领自己部下兵马单独行动，进攻匈奴，汉武帝也同意了。
由此可见，汉武帝其实是非常看重李陵的，对于军命挑挑拣拣可不是一般人都能这么做的。
于是，李陵率领五千人出关作战，因为战马不足，所以是步兵，机动性并不是很强，只能依据地形进行战斗，还是以远程的弓箭射击为主。
这五千人杀伤力非常大，都是武艺高强的精兵，射击能力尤为出色，在依托山谷等地形对匈奴骑兵进行狙击，取得了非常大的战果。
但是，从他们不被敌军围困的那一刻起，基本上就已经宣告了这支部队的灭亡，步兵的机动性太差，只能依托地形作战，无法逃脱以骑兵为主力的匈奴部队。
当箭矢用尽，李陵没有得到救援，终于兵败被俘，并且投降了匈奴。
消息传回汉廷，汉武帝非常生气，问责了其麾下将领陈步乐，陈步乐因此自杀。
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并没有太大的风浪，甚至汉武帝念李陵的功劳，还犒赏了跟随其与匈奴作战的士兵，当时逃回汉朝的大概有四百余人。
但是，当汉武帝派遣公孙敖继续深入匈奴作战的时候，公孙敖带回来消息，称李陵帮助匈奴训练兵马，所以汉军没有取得战果。
汉武帝大怒，将李陵一家灭族。
这一事件被记载于《汉书·李陵传》中，非常详尽。
从这里可以看出几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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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李陵出身将门，威望甚高，他的投降对于汉军的士气打击必然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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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汉武帝并没有因为李陵的投降而抹杀他的功绩，反倒是犒赏了随其作战的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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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李陵一家真正获罪的根由，是他帮助匈奴训练兵士，抵御汉朝。
那么，李陵一家的遭遇到底冤不冤就可以评定了，李陵战败投降已属不该，更别说还有资敌的行为，自然遭受刑罚的。
虽然后来说，帮助匈奴练兵的是李绪，而不是李陵，但从李陵后来劝降苏武的表现来看，他的遭遇并不冤枉。
别说什么祸不及家人等等理由，如果从现代人的角度来说，“连坐”自然是不行的，但在古代这是一种制度，不能用现代人的角度来评定历史的正误。
或许有人会认为，李陵的投降很大原因是因为汉朝内部的救援不力，他的投降是有原因的。
试想，从古至今，有哪一个立场是可以容忍背叛的？李陵的行为是实打实的背叛，并且还是叛国重罪，汉武帝没有第一时间处决其家族，那已经是念旧情了。
司马迁违背自身史观的一次救援
司马迁一生的遭遇也在此改变，当李陵战败投降的消息传回汉朝的时候，大家都表示很愤慨，但司马迁却为其开脱：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其短，诚可痛也! 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这是司马迁当时说的一段话，我们来拆解一下就能知道，其中有很大问题。
首先是和李陵罪行无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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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李陵是个孝子，还是有能力的人，可以被称为“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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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李陵有很大功劳，这场战争打得很漂亮，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外力因素，不是指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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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李陵虽然战败了，但这一战的影响是长久存在的，必然让敌人惧怕汉兵。
然后才是为其开脱的真正理由：
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从这里就能看出，司马迁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前面列举了大量的信息，和李陵战败投降没有关系。
难道说，一个人如果之前的品行都非常好，很有能力，甚至立下过非常重大的功勋，他就可以叛国吗？
功与过是两回事，有功自然该赏，那有过自然是要受罚。立下功勋得到奖赏，当犯下罪行的时候就说功过相抵，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而最后那一个理由，李陵的投降是假降，实际上是为了继续在暗中找机会帮助汉朝，更是司马迁的假设，并不成立。
这在李陵后续的表现上就能看出，即使没有帮助匈奴训练士兵，那后来劝苏武投降匈奴，这难道还是“假降”吗？苏武写信给李陵，从李陵回信的内容来看，他对于汉朝的怨念是很深的，这都足以证明李陵的投降并不是假降。
司马迁知不知道这一点？他当然清楚。
《汉书》当中是有《李陵传》的，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李陵既然都能称得上“国士”了，其投降的那场战役更是足以和古今名将比肩，那么，为何《史记》当中不给他列传呢？
《史记》中，李陵的事迹是附在李广传记之后，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这样的手法在《史记》当中是有其他例证的，比如同是称王，项羽入“本纪”，而陈涉只能入“世家”，这种区别对待正是司马迁表明态度的一种方式。
所以，那个在司马迁口中能担得起“国士”的李陵，司马迁并没有为其立传，就已经能说明他也知道李陵的投降是罪在不赦的。
司马迁当时的一番为李陵开脱的话语，起到了多少作用不好说，但大概也就是出于二人朋友之间的情谊罢了，但在立场上确实是有问题的，也违背了其自身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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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事件司马迁直言受了宫刑，司马迁受了宫刑后发愤写出了《史记》，《史记》成就了司马迁。我认为李陵事件与司马迁写巜史记》没多大联。1 司马迁他本人和司马家是祖传的史官，他有高素质的历史素养. 有丰富历史材料原始积累 2 汉武帝之前有汉景帝的八王之乱、秦未农民起义、楚汉战争。社会较动荡、汉武帝时期社会趋向稳定, 也有利于编史。3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形，人们的历史观有不同的，司马迁看到秦的暴政引起了陈胜吴广起义，肯定了陈胜吴广。4 汉武帝虽对司马迁施了宫刑，但对司马迁的巜史记》是褒融的，没干涉司马迁写史，司马迁虽受了宫刑后耐坚持了史官的独立性严肃记史，不媚上俗下，还秉持了对李陵事件直言的个性看问题全面客观。5 巜史记》之前也有《尚书》《春秋》《战国策》巜左传》等等史书，司马迁总结了前期一些史书的不足，对史籍重新总结，写新的方式方法写历史。总之司马迁是个杰出人才，李陵事件对《史记》的巨大影响不大，只是对他的身体是个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