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说一下：
一、各国武装力量构成
1、从事征战的正式武装
当时各国的正式武装，大体分为正规部队与地方部队两部分，正规部队由朝廷直接掌握，地方部队由郡县尉统率，但也随时可调归朝廷使用。正规部队通常用于野战攻城，地方部队多用于守御戍边，当然这种职能区分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正规部队也有用于守边的情况，像赵国李牧等就曾统领大军在边地守御。
当时各国的正式武装，在性质上向常备军方向发展。在奴隶制社会，国家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如西周时期的“西六师”、“成周八师”等等，但由于国野畛域的存在，军事制度上“兵农合一”色彩十分浓厚。但到了战国时期，列国通过开展变法运动，全面废止了井田制度，从而瓦解了“兵农合一”的社会基础，为国家武装的常备军化开辟了道路。
从史籍及出土秦简等材料来看，秦国那种“正卒”和“戍卒”已不是单纯的遇事征发的民兵，而是一定意义上的常备军了。其他各国的情况不像秦国那样的典型，但其军队已逐步正规化、常备化当无问题。
当然，通过临时征发民众大量参军以组成一定规模正规武装部队的现象，在战国时代也比比皆是。在长平之战中，秦王征发河内地区“年十五以上”的民众“悉诣长平”投入战略决战，就是明显的例子。《战国策·楚二》载楚昭常语：“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这里的“悉五尺至六十”，即指临时征发的民众。
这些现象的存在，当是战国期间战争频繁、剧烈所致。因为频繁而激烈的生死斗争，需要征发更多的民众参战，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常备武装的攻战守御。
2、禁卫军部队
禁卫军是保卫各国最高统治者——国王以及王室的警卫部队。警卫部队在历史上起源甚早，早期奴隶制社会中统治者的扈从人员，就是这类性质的部队。在周王朝则称为虎贲、虎士或虎臣，春秋时各诸侯国也有这种部队，如楚国的“宫甲”、“东宫”。
到了战国，这种警卫部队仍继续存在，如赵国有相当数量的宫廷卫队，称为“黑衣”。赵文王时有“剑士夹门”者，所谓剑士，就是携带长剑的卫士。另外像各国设置的郎中、卫尉、中尉等武职官吏，其职责也是统率卫队或禁军，负责警卫国君、宫廷及国都等事宜。
3、族军的没落
春秋以前，王、诸侯、卿大夫等大小贵族大多拥有以本宗族成员组成的私属武装，它通常被称为族军。其成份多半为大小贵族和平民上层，配备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平时起保卫贵族和宗邑安全的作用，战争时加入国家武装。春秋时的大诸侯国如晋、楚等，其卿大夫拥有“私卒”、“私属”很普遍。
像《左传·宣公十七年》载，晋卿卻克请求晋君发兵攻齐未获允许，就进而“请以其私属”伐齐。杜预注：“私属，家众也”，亦即族军。敢用族军去攻打一个大国，可见当时卿大夫的族军数量相当可观。
到了战国，这类贵族私有的族军武装，随着旧的宗室贵族的沦丧没落而实力消减，又随着宗邑分封制度的崩溃而逐渐被取消。
像魏国赫赫有名的信陵君，在赵都邯郸被围，亲戚恳切求援的情况下，由于自己没有真正的武装，计无所出，只好准备带一些宾客上战场。由此可见，族军的消亡表明战国时代确已清除了贵族分割军力和军权的制度，使军权统一在国君的手中。
4、谪徒兵和奴隶兵
所谓谪徒兵就是由罪人充当的军队战斗人员。春秋时期，罪人从军作战的情况相当普遍，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吴伐州来，战于鸡父，吴王即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又如在吴越战争中，越王让死刑罪徒为兵，都反映了这一情况。迨至战国，这种以谪罪徒为兵的现象依旧继续存在。
战国末年成书的兵书《六韬》中的《犬韬·练士》中曾提到“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可见当时军队中有把刑徒囚犯编勒为一定编制作战单位的做法。至于实战中征发谪徒兵奔赴前线参战的情况亦多有之。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秦统治者就动用骊山刑徒为兵，使其在少府章邯率领下向农民军反扑。这虽说是秦代的史实，但是将其视作战国“故事”的重演，也不失为一个例证。
奴隶兵。征发部分奴隶从军，充任军队后勤给养方面的职事，是奴隶社会中常见的现象。春秋晋国赵简子誓辞云：“人臣隶圉免”，就是例证。战国虽已是封建制社会，但是社会结构中奴隶制的残余仍有大量的保留，奴隶人数相当可观，这反映在军事制度上，就是武装力量构成中奴隶兵的成份仍占一定的比例。当时人们常提到“厮徒十万”、“厮徒负养在其中矣”，其所称的“厮徒”，就是后勤兵。
有关史书指出，所谓“厮徒”，乃“谓烹炊供养杂役”，这中间有一部分人实际上就是奴隶身份的辅助兵。
但无论是谪徒兵还是奴隶兵，人数都比较少。在当时各国的武装力量构成中只占不大的比例，应当视为一种辅助性的武装人员。
二、各国兵额约数
1、兵额的急剧扩大及其意义
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数量普遍比以往扩大了，各国兵额不断呈上升趋势。早在殷商、西周时期，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并受“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制度的束缚，当时军队总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这从当时军队的组织编制上就可以看出来：军队的最高建制是“师”级，“军”的建制尚未出现。
进入春秋后，周王室权力下移，诸侯国之间不断进行争霸战争，使军队数量相应得到递增，“军”的建制开始出现。但总的来说，当时军队数量还不是很大。《左传·襄公十四年》说：“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管仲治齐，士乡十五，共三军，为三万人。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前作三军，亦不过三万多人，以后虽不断扩充，为三行，为五军，乃至为六军，但至多也不过六七万人。
到了战国，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战争更加频仍，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军队人数随之成倍增多。这种情况的发生，当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肇始于春秋晚期。当时，随着郡县制的初步推行，各国的兵力得到较大的增加，如晋国在鲁昭公时全国有 49 县，每县有 100 乘兵力，全国共有 4900 乘兵力。这比之于城濮之战中晋动用 700 乘兵力，增加了 6 倍。
又如楚国，灵王在位时单是陈、蔡、东西不羹四个大县，赋皆千乘，共有 4000 乘，再加上申、息等县和其他地方的军队，兵力当有万乘，兵员有数十万人。所谓“万乘之国”便在这时出现了。到了战国，兵员的剧增更是以无可遏制的势头上升。如苏秦所说：秦楚两国都是带甲百万，齐、赵、魏、韩、燕诸国也都是带甲数十万。
光是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降卒就达 40 万之多。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军队人数是多么的庞大。
战国时期，军队人数的剧增，是当时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以及新型社会政治制度的确立的必然产物，对于古代军队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恩格斯曾经指出，军队组织结构的变化，不仅同武器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也同一个国家可应征入伍的人数有关。一个国家可抽出服役的人数的多少，又同该国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政治制度有关。他认为，与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军队相比，资产阶级军队的数量要大得多，众多性是现代文明军队的两大特征之一。
用恩格斯分析现代军队的上述见解，考察我国战国时期的军队发展情况，这种分析同样可以成立：即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较之于已落后的社会制度，可为军队人数的众多提供条件。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较之于封建专制国家的军队具有“众多性”，同样，封建国家的军队较之于奴隶制国家的军队，在通常情况下，也具有“众多性”。
2、战国七雄兵额概况
战国时期，各国疆土面积大小、民众数量多少各不相同，加上各国变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有很大差异，影响到各国的兵额多寡不一。终战国之世，在不同时期也不一样。史料记载也不尽相同。大略而言，当时七国的兵额情况是这样的：
（1）燕国
据苏秦估计，在燕文侯时：“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
（2）赵国
据苏秦估计：“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赵国有带甲数十万完全是可能的。陈傅良《历代兵制》指出：“赵括长平之败，丧师四十五万，而破燕粟腹尚二十万。李牧败匈奴亦车千三百乘，骑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五万人。”
（3）魏国
关于魏国的兵力，有苏秦、张仪、须贾三人不同的说法。苏秦对魏王说：“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
同是《战国策》所载，张仪的估计则不同，他对魏王说：“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两说的差异，当然是由于苏秦、张仪各自站在合纵、连横的不同立场，因而前者夸大魏国的力量，后者缩小魏国的力量。
魏人须贾说：“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动用主力部队戍守大梁竟达三十万人，加上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军队，魏国军队的人数当超出张仪的估计。但是否能达到苏秦所称的数量，却依旧是个疑问。
（4）韩国
韩是七国中最为弱小的国家，其军队总数也较他国为少。苏秦说：韩“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张仪则说得更具体：“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徽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苏、张两人对韩国兵力的不同估计，《七国考》已正确地指出了原因：“苏秦合纵，匿短举长；张仪连衡，匿长举短。”
（5）齐国
苏秦估计：“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 (背) 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
（6）楚国
楚国自春秋以来一直是南方大国，国土广阔，人口繁庶，因此，它的军队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苏秦对楚国兵力的估计是：“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江乙也说：“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
楚国弋射者也认为：“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楚国拥兵百万，也是为敌对国家的人们所承认的。如蔡泽就曾指出：“楚地持戟百万。”楚国早在春秋时就有三军、九军的编制。如《淮南子》载：“楚庆王曰：‘陈为无道，寡人起九军以讨之’”。进入战国以后，其军队总额有了更大的发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7）秦国
七国之中，秦国变法最为彻底，统治者奖励耕战，崇尚首功，因此其兵力最强极为自然。张仪估计：“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跬趵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苏秦在起初搞连横时也说：秦“战车万乘，奋击百万”。
范雎指出：秦“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庐而逐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此外，秦国还把妇女编组成军。《商君书·兵守》中云：“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
秦国的军队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训练有素。在七国之中，秦军的战斗力最强。关东六国一提起秦军，莫不谈虎色变。荀子曾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这是很客观的论断，反映了秦军的实际情况。
这是因为：
第一，说明当时各国军队数额的材料主要来源于汉代刘向等人编纂的《战国策》一书，《战国策》虽说是现存的最集中反映战国史实的古籍，恰如鲍彪所言“《国策》，史家流也。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但其书毕竟主要为战国纵横家游说诸侯、纵横捭阖、猎取富贵之言辞的汇编。
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等人，“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朝秦暮楚，徒逞口舌，“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
这种情况下，策士们的言辞真实可信程度如何，自然应该打折扣。他们所提及的各国军力情况，有的夸大，有的缩小，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所以才会出现对同一个国家的兵力估算各异的现象。
第二，各国兵力数不能看成是各国实有的现役兵力数，而应该视为当时各国所能征发的兵额总数，即如苏秦所指出的以一户三男子从征为率所能组建的军队员额。这说明，各国所谓“带甲百万”、“带甲数十万”，指的实际上是可供征发的人员数额，而并非齐装满员的军队数额。从当时的总人口与军队数额之间的比值关系来看，《战国策》所提到的各国军队的数额也应该看作是可征兵数。
据学者研究，西汉前期全国人口总数约二千余万，以此上溯推测战国各国总人口之和，应低于上述数字，再考虑到战国二百余年战争频繁，“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导致人口锐减的情况，战国人口数还应当再打一个折扣。
如果七国的军队总数果真有数百万之多，那就再没有多少劳动力可供从事耕作生产了。这在实际生活中是无法想象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在特殊情况下经常动员征发全民参战，如长平之战中秦王征发“河内五尺以上悉诣长平”，说当时各国分别拥有“带甲数十万”、“带甲百万”也是可以成立的。
（正文完）
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有一篇文章叫《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专门研究过。
先是参考苏秦、张仪在游说六国时提到的各国军队信息。我摘一些原文：
“苏秦言齐、楚、赵，皆车千乘，骑万匹; 言燕车六百，骑六千; 言魏车六百，骑五千。张仪言秦车千乘，骑万匹”。
“苏秦说六国，于燕、赵、韩、齐，皆言带甲数十万; 于楚则言带甲百万; 于魏则言武士、苍头、奋击各二十万。张仪言秦虎责之士百余万。”
当时兵制是“车一乘，骑十匹者，则配卒一千人”，梁启超根据这一比例推出最终结论——秦国和楚国有“千乘而卒百万”，赵国有“六百乘而卒六十万”，战国七雄总兵力 700 万左右。
最后参考一下，《史记·秦本纪》及《六国表》的记载，从秦孝公至秦始皇 13 年间，秦国斩首六国军队 120 余万，算上秦国军队的损失和六国自相残杀造成的死亡人数，战国七雄死亡士兵达 200 万人左右。
